当前降准需求相对较高

（本文作者王运金，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首席金融研究员）

一、LPR下行存在银行资金成本约束

自去年10月至今，LPR连续6个月维持不变，一年期维持在3.1%、五年期维持在3.6%水平。

自2020年至今，我国LPR共进行了11次调降，一年期LPR于四年内累计调降了105bp，五年期LPR累计调降了120bp。从直接影响因素来看，11次LPR调降中有8次是在央行下调逆回购利率与MLF利率之后进行的，商业银行从央行获得的基础货币成本下降为LPR调降提供了一定空间；因报价行存在一定的资金成本差异，LPR的调降幅度略小于一年期MLF利率的下调幅度。另外3次LPR调降是在央行降准之后进行的，分别在2021年12月、2022年5月与2024年2月。央行通过降准向商业银行释放了较大规模、较低成本的准备金，为报价行提供了较好的LPR调降空间。

随着利率逐步下行，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明显收窄，净息差已由2012年的2.77%降至2024年底的1.52%。除了民营银行净息差仍保持4.11%的相对较高水平之外，其他银行净息差已逐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基本处在1.4%-1.7%区间内，其中城商行平均净息差最低，为1.38%。目前，LPR报价行包含了6家国有大型银行、5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3家城商行、2家农商行、2家民营银行、2家外资银行等共计20家。根据各家银行2024年报数据来看，民营银行净息差最高，南京银行、招商银行、邮储银行、兴业银行等净息差尚在1.8%以上；交通银行的净息差最低，为1.27%。

与境外市场不同，国内政策持续推动金融机构主动向实体经济让利，商业银行持续减免手续费、佣金等费用，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中间业务净收入占比仅在15%左右，而利差收入占比则超过65%，净息差的持续下降对商业银行形成较大经营压力。商业银行主动调降LPR的客观能力不足，需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二、当前存在较强的降准需求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总体规模逐步扩大，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传导链条将更加复杂，存准率对市场总量的调节难度上升，降准的制约因素减弱。

从过去40余年的货币政策操作来看，央行也已积累了灵活调节存准率的操作经验。理论上存准率似乎可以更低甚至降至接近0%的水平。如出于审慎考虑，留有一定“缓冲区”，可以将存准率维持在3%-5%区间。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加权平均存准率为6.6%。以目前我国的经济体量、增长速度、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流动性状况、银行体系的风险防范与处置能力来测算，我国存准率可以降至1%（大多数发达国家）与5%（大多数主要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水平，低于5%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至少还有2-3个百分点的降准空间。

基于当前国内外发展情况，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于二季度、三季度实施降准的可能性较大，有望降准两次，合计下调幅度在0.75至1个百分点左右，将释放超过1.5万亿元的流动性。实施降准或基于几点考虑：

一是积极应对外部冲击。4月美国开始对华加征高额关税，我国对外贸易在未来一段时间或面临冲击，以及金融市场波动，需要及时降准释放更多流动性缓解冲击，稳定市场预期。

二是助力加快内需恢复的重要任务。2025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提前布局，保持充足的市场流动性，加快疏通货币政策传导链条，增强货币创造功能，发挥更大的货币乘数效应，满足财政、银行、居民、企业、金融市场等各领域的资金需求。

三是推动市场利率下行。对商业银行而言，降准的资金成本要远低于公开市场操作所获得的资金成本，有助于缓解银行成本压力，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行。

四是银行流动性趋向紧张，需要及时释放流动性。多年来银行存贷比（银行存款与贷款之比）持续走高，由2015年的68%升至2025年3月的84.2%，表明银行流动性存在趋向紧张的态势。从货币市场来看，今年前三个月的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对7天逆回购利率的正向偏离程度较高，最高达到84bp，明显高于2022-2024年同期水平，货币市场的资金需求上升。

四是需释放流动性，配合财政发债。2025年11.86万亿元的政府债务增量，1-3月政府债净增3.9万亿元，同比多增2.5万亿元。4月下旬，财政部开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的发行工作，当月该两项将合计发行约2860亿元。政府债券大规模发行将对流动性会产生一定冲击，需要降准予以支持。据此，预计央行可能会在4月底或5月安排一次降准，幅度可能在0.25-0.5个百分点。

三、内外因素影响下当前降息的决策难度较大

当前我国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降息需求。但同时，银行较高的资金成本压力与人民币贬值压力又对我国央行降息形成一定决策难度。商业银行系统的净息差已持续多年下降，中间业务收入又存在一定政策约束，报价行主动调降LPR的动力不足，空间有限。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于7.20-7.35区间内双向波动。未来关税走势及中美关税谈判有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或受影响。

现行的美国政府关税政策将会明显推高美国通胀水平，今年5月与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决定降息的概率下降。4月下旬，鲍威尔表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极有可能会推升通胀，且会持续较长时间，关税会让美联储离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越来越远。据美联储观察4月22日调查显示，美联储5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升至96.3%。在美联储暂停降息的情况下，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以及274bp的中美利差，我国货币政策短期内降息的可能性较低。

相比于较快到来的降准，预计央行降息可能会稍晚但不会“缺席”，有望于三季度末或四季度下调政策利率。考虑到过去四年平均每年约30bp的一年期MLF利率调降幅度以及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今年政策利率调降幅度可能会在20bp-50bp之间；叠加前期降准所释放的流动性缓解了银行资金成本压力，LPR有望随后下调30bp-60bp，其中五年期LPR的调降幅度可能仍然会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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